您所在位置:首頁>如何設計案例研究?
如何設計案例研究?

設計案例研究方案是研究過程中最困難的一環。與其它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如何設計案例研究方案尚未成爲一門成熟的“學科”。 羅伯特·K·殷提出了設計案例研究的一般方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研究設計的界定

每一類實證研究都有其隱含的(如果不是明確的)研究設計。就其最本質的意義來說,研究設計是用實證數據把需要研究的問題和最終結論連接起來的邏輯順序。

研究設計的要素

就案例研究法來說,進行研究設計時要特別注意5個要素:要研究的問題;理論假設(如果有的話);分析單位;連結數據與假設的邏輯;解釋研究結果的標准。

1.分析所要研究的問題

案例研究最適合回答“怎麽樣”和“爲什麽”的問題,所以,你進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准確分析你要研究的問題的性質。

2.提出假設

這是第二個要素。它可以引導你關注要研究的問題,不會滑向與研究無關的問題。例如,假設你要研究組織之間的關系,那麽你首先要提出問題:爲什麽幾個組織會聯合起來,共同提供某種服務?它們是怎麽聯合起來提供某種服務的?(例如,爲什麽電腦制造商和電腦經銷商會聯合起來,共同提供該産品的售後服務?)這屬于“爲什麽”和“怎麽樣”的問題,你首先要分析的是,它是否適合采用案例研究法,是否揭示了你所要研究的、也是你最感興趣的問題,但是,僅此還不足以指導你如何進行研究。

只有明確提出某種具體的假設以後,你的研究才會有明確的方向。例如,你可能會想象,幾個組織、企業之所以聯合起來,可能是因爲它們可以通過聯合打到互惠互利的目的。這一假設除了提出重要的理論問題(例如,導致合作、聯合的其它動機並不存在,或者並不重要)之外,還能告訴你到哪裏尋找相關的證據(去界定和證明各個組織所獲得特定利益)。

然而,有些研究可能無法提出假設,這也是合乎情理的。這種情形——所研究的問題屬于探索性問題——如果采用實驗法、調查法或者其它方法,同樣也不可能在事先提出假設。但是,每種探索性研究仍應該提出具體的研究目的,以及提出判定研究是否成功的標准。

3.界定分析單位

第三個要素與什麽是“個案”這一根本問題有關——這是一個一開始就困擾很多研究者的問題。例如,在典型的案例研究中,“個案”可能是一個單獨的人。詹尼弗·普拉特(1992a,1992b)曾經分析過,爲什麽芝加哥社會學院早期進行的案例研究所分析的對象是問題少年或無家可歸者。你也可以想象,案例研究的對象是臨床病人、模範學生或者政治領袖。在上述情況下,案例研究的對象是單個的人,單個的個人就是分析的最基本單位。如果把相關的多個個人的資料都收集起來,那麽就形成了多案例研究。在研究一個人或多個人的資料時,仍需要提出相關的假設。如果事先沒有提出理論假設,研究者就會像無頭的蒼蠅一樣,試圖把研究對象的所有資料都納入研究範圍,這當然是不現實、不可行的。你可能提出,某些人之所以會如此,可能是受到了兒童時期的經曆或者同伴的影響,這就大大縮小了研究的範圍。提出的假設越具體,研究的範圍就越小,也越具有可行性。

當然,個案分析單位也可以是比個人、個體更難以界定的事件實體(entity)。有人曾完成過關于決策、方案、實施過程、組織變化的案例研究。費金(Feagin)等人1991年出版的著作中記載了幾個有關社會學和政治學案例研究的經典案例。請注意,就“案例”的起點或終點來說,這幾類題目中沒有一個是很容易就能分得清楚的。例如,有關某個特定教學計劃的案例研究可能表現爲:①教學計劃的變式,這是由于研究者的視角不同而産生的結果②教學計劃的要素,它在正式對教學計劃進行定義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如果准備對教學計劃進行任何形式的個案分析,那麽就一定會遇到界定分析單位的問題。

一般的指導原則是,你對分析單位(以及個案)的嘗試性界定是與你要研究的問題類型的界定聯系在一起的。例如,假設你要研究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彼得·朱可爾(peter Druker)1986年曾寫過一篇極具煽動性的關于世界經濟基本態勢演變規律的論文,聲稱在貨物與服務的流動之外,還存在著獨立的、重要的“資本運動”。你進行案例研究時的分析單位可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可以是世界經濟市場中的某一産業;可以是某一産業政策,也可以是某兩國之間的貨物或資本流動。對分析單位的不同界定,會導致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者不同的資料收集方法。

當你准備對你要研究的原始問題進行更精確的分析時,你就面臨選擇合適的分析單位的問題。如果你此時無法決定何種分析單位優于其它單位,那就表明你要研究的問題要麽太過模糊,要麽數量太多,這必然會給你的研究添麻煩。但是,如果你已經決定采取某種分析單位,那你也不要從此一成不變。隨著資料收集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發現,你的分析單位應該接受不斷的修訂。

4.連接數據與假設,解釋研究成果的標准

第四、第五個要素是案例研究中界定最爲模糊的部分。這兩個要素是案例研究中證據分析的前期步驟,研究設計應該爲證據分析打下堅實的基礎。

連接書庫與假設可以有多種形式,但都沒有像心理實驗中實驗對象與條件那樣被明確界定過。案例研究中一個很有前途的方法是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Campbell)所述的“模式匹配”。借助這種方法,同一個案的幾組信息可以共同形成某種理論假設。

在一篇相關的論文中,坎貝爾闡述了一種時序模式。在論文中,坎貝爾首先闡述美國康涅狄格州限制交通速度低于每小時55英裏的法律出台以後,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似乎呈下降趨勢。然而,他對法律通過前後兩年的死亡率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後,發現死亡率與其說是呈現下降趨勢,不如說是呈現出不規則的起伏波動。如圖所示,只要稍微轉動一下眼珠,你就可以發現,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實際模式,根本不是呈下降趨勢,而是顯示出不規則的起伏波動。因此,坎貝爾得出結論,《交通限速法》對交通事故死亡率沒有影響。

坎貝爾所做的,就是先描述兩種可能的模式,然後比較收集的數據與哪種模式更匹配。如果這兩種可能的模式被看作兩個相互矛盾的假設(就《限速法》的影響來說,在本案例中分別是“有影響”和“無影響”假設),那麽這種模式匹配技術,就是把數據與假設聯系起來的方法,盡管整個研究僅包含一個案例(康涅狄格州)。

這篇論文同時也存在一個與第五個要素——解釋研究結果的標准有關的問題。坎貝爾(1969)收集的數據與兩個模式的其中一個更相匹配,但到底它們之間的契合程度要達到什麽程度才算匹配?請注意,坎貝爾並沒有進行對比,並沒有做任何統計檢驗。做統計檢驗也是不可能、不現實的,因爲模式中的每一個數據點上,只能有一個數字——當年的死亡人數,不存在第二個數字,不可能對它們進行統計檢驗。因此就目前這個案例來說,根本無法精確地設定解釋這類研究結果的標准。人們只能希望不同的模式之間的對比足夠強烈、鮮明(如同坎貝爾的例子),以至于研究結果可以根據至少兩種相互矛盾的模式比較而得以解釋。